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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中国最早的官办西医学校，开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之先河。

　　它建立于国家抵御外辱危难之时，却在战火中不断成长。

　　它跨越两个甲子、三个时代，历经5次搬迁、8次更名，仍砥砺前行。

　　它见证了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堪称燕赵医学人才的摇篮。

　　它就是我省又一所百年高校——河北医科大学。

　　首开先河我国最早的官办西医学校

　　“即使从1894年北洋西医学堂正式建校算起，河北医科大学的校史也已长达122年，超过两个甲子，这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是很早的。”谈起学校的悠久历史，已经82岁高龄、研究校史多年的河北医科大学教授李彬之的脸上写满自豪。

　　鲜为人知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的建立，最早是源于军医人才的匮乏。

　　1875年，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在考察西方军事制度后，他认为“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重”，因此在北洋水师创建之初，就雇募“洋医”分派至各舰。“然而，李鸿章很快发现雇佣这些‘洋医’需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因此他又主张在天津开设一家医学馆，以培养西医人才。”李彬之告诉记者。

　　1880年秋，李鸿章倡导天津各界人士捐款，共募集白银六千两，并亲自捐银四千两，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建立了施医养病院，又称“总督医院”。

　　医院开办后，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资料记载，冬季求医者每天有200余人，夏季则多至每天400-500人，床位常常满员。

　　这也让李鸿章的西医教育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

　　2003年9月的一天，在天津市口腔医院附近一处工地，出土了一块大石碑，碑文题为“新建养病院碑记”，落款镌“龙飞光绪六年庚辰秋九月毂旦敬立”。经过考证，这篇碑文中提到的“养病院”，就是李鸿章建立的施医养病院。

　　如今，石碑的等比例仿制品，就被放置于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一处显眼的位置。

　　1881年，清政府因故召回在美国留学的公派留学生，李鸿章趁机招收8名归国留学生来津。同年12月，医学馆在总督医院内成立并开学，该医学馆由李鸿章资助，聘请英国伦敦传教会医生马根济为教官，又称“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

　　这所医学馆，便是河北医科大学的前身。

　　“第一批学生分为甲乙两种，分别定学制4年和3年。由马根济和英美驻津的海军外科医生共同担任教学工作。课程包括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物学。教学内容以实用性为主，并把当时社会流行且中医较难医治的疾病作为教学重点。临床教学则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上。与当时欧美的教育水准相比较，其教育形式、内容和质量相差并不大。”李彬之介绍。

　　医学馆的创立，开启了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先河。

　　为了进一步培养医学人才，1893年，李鸿章又着手在医学馆基础上创建北洋西医学堂，并附设北洋医院，专门培养军医人才。

　　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医学创立学堂折》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北洋西医学堂正式在天津成立。同年，校舍落成，正式招生开学，委任林联辉为第一任总办(校长)，以北洋医院作为实习医院。

　　据天津地方教育史家张绍祖介绍，当时的学校分三道院。

　　“前院略小，系平房，有行政科室，如院长室、学监室、总务室、财会室等。门楼有一宽大板凳，有一人由早到晚在此值班，很像是现在的传达室。中院较大，东有教学楼，上为课室，下为礼堂。宿舍楼在西南两侧。北楼上有图书馆、标本室和储藏室，下有X光室和健身房。后院较大，有学生厨房和网球、篮球场等。”

　　“医院是旧时平房，有走廊相通，分三道院。前院为门诊部，设内、外、妇产、五官、药房等科室。中院与学校相通，有病房数间(约有床位五六十张)及手术室、高压消毒室、验光室和调剂、制剂室等。后院有化验所、动物室、解剖室、足球场、太平间和后门等。”

　　北洋西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西医学校。北洋西医学堂建立的1894年，也被认定为河北医科大学的建校年份。

　　一流标准生源质量“百里挑一”

　　总督医院医学馆以及后来的北洋西医学堂不但创立时间早，其教学水平和生源质量也堪称一流。

　　“总督医院医学馆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学员只有8名从北美归国的留学生，教职员工却多达22名，学生和教师的比例接近1比3。教学人员包括16名西医教师和2名中医教师，教师中有英国医师、法国医学博士，还有中国的知州级官员、太医院院判等，堪称师资力量雄厚。”李彬之介绍。

　　“为什么首批只招了8位回国的留学生呢？因为当时的医学馆大部分是英语教学，后来招收第二批学生是从香港的中学招生，也是为了适应英语教学需要。”李彬之说。

　　为了培养综合性医学人才，学校为这8名学生开设了解剖学、化学、药物药性学、病理学、细菌学、法医学等13门基础课和中医学、耳鼻喉科学、精神病学、传染病学、妇产科学等13门临床课，全校教学用房达180间。

　　在这些课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人体解剖课。

　　在当时的中国，人体解剖是当时许多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的。因此，当年北洋西医学堂开设这门课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这也成为众多医学史著作中盛赞北洋西医学堂的成就之一。

　　由于档案资料的匮乏，我们已经无从了解当年北洋西医学堂授课的具体情况，但一些医疗史专著中的零星信息表明，当年北洋西医学堂讲授的人体解剖课在全国是最为系统和最为完整的。这或许跟北洋西医学堂在创立之初，就有自己的附属医院有关。

　　“可以想见，当年北洋西医学堂讲授人体解剖课的时候肯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因为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种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李彬之认为。

　　1885年，医学馆第一批学生毕业，都被授予九品文官，并领五品或六品衔。除第一名林联辉和第二名徐清华两名高才生留校任教外，其余学生被分派至陆军或海军部队任军医。第二批学生都是香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于1883年入学，1887年毕业。第三批12名学生全部是香港中心学校毕业生，由于英文程度低而延长了学习年限，其中2名甚至因此被转入了电报学堂。

　　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办学理念延续至后来创办的北洋西医学堂。

　　“和总督医院医学馆主要由李鸿章资助不同，北洋西医学堂在当时属于公立学校，学生都是免费入学的。在议定设立西医学堂之初，政府就决心要开办一座全国最好的西医学堂，为海军培养专门的西医人才。因此在北洋西医学堂落成后，李鸿章委派英国爱丁堡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士、广东人曲桂庭为监督。起初，该学堂招生只限广东一省范围内，录取入学的学员，有关生活食宿均由校方无偿提供。另外每人月给纹银15两(约合大洋22元)，待遇之高，优于全国。”李彬之告诉记者。

　　后来，学校招生由只限广东改为面向全国。由于待遇好、名气大，全国的学子争先恐后报考该校。

　　北洋政府时期，北洋西医学堂共培养毕业生16期218人，基本满足了海军军医的人才需要。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该学校每三年左右就面向全国招生一次，每次最多30名。招生考试相当严格，校长先亲自进行英语面试，考生朗读当时的天津《华北日报》，并口头译成汉语。翌日发榜及格者方准参加笔试。笔试每次考一门，次日发榜，无名者不能参加下一场考试，如此类推。因此投考者虽逾千名，参加笔试者每次递减，最后从余下的200多人中录取30名。笔试有英文作文、中文作文、算术、理化等。录取新生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直隶、天津等地。

　　砥砺前行历经数次迁移和更名

　　“河北医科大学的前身——总督医院医学馆的建立与中国抵御外敌侵略的近代历史息息相关，它的成长变化也和近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历经百年沧桑，医科大学先后经历了5次搬迁、8次更名，见证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河北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冶表示。

　　辛亥革命爆发后，封建帝制被推翻。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十六号令，北洋西医学堂改称“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1915年，学校由天津迁往保定。1921年（民国十年），直隶省在保定成立河北大学，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改称“河北大学医科”。

　　1931年10月，河北大学停办，“河北大学医科”成立了独立医学院。1932年1月，河北省立医学院成立，原河北大学医科主任马桂丹教授为首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烽火中，学院组织成立了抗日救护队，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及后方医院中都有该校抗日救护队的身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建在保定的河北省立医学院地处战争前沿，学校老师和学生积极投入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当中，学校所有地方都成了伤病员的救治场所。同年9月，日军侵占河北保定，河北省立医学院被迫停办。

　　“河北省立医学院停办时，正值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时任省立医学院院长的齐清心教授和时任河北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的贾魁教授，受邀参与组建国立贵阳医学院。贾魁教授负责带领学校师生南下贵阳，他们推着独轮车，步行几千里，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武汉，终于陆续转移到贵阳。”张冶告诉记者。

　　1940年2月，河北省立医学院的学生成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的首批毕业生。而在千里之外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到处活跃着殷希彭、刘濮、段惠轩、张禄增、王魁元等省立医学院师生们救治伤员的身影。

　　直到今天，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内还保存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临终前赠送给殷希彭的医疗器械箱。殷希彭，这位从河北省立医学院走出来的医疗干部，后来成为了共和国开国少将。

　　抗战胜利后，省立医学院的师生们积极奔走，筹措复校事宜。1946年9月，复建后的河北省立医学院在保定招收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批学生。到1947年，学校又搬迁到了天津。

　　“我1948年入学，当时的学制是六年。学校在天津兰州道，共有4个班，而当时学校统共只有两间教室，没有宿舍，学生们都是走读。两间教室供四届学生轮流使用，哪个班有课哪个班用，但这种艰苦简陋的条件，却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求学热情，每个人都很认真。”省传染病学学术带头人、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原院长裴琇教授已87岁高龄，仍对当年的往事记忆犹新。

　　1949年天津解放，同年4月该校改称河北医学院，归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学校此时只设有医疗系一个专业，学制六年。“天津解放后，学院搬到了天津总医院对面。校舍多了，老师也多了，学生们也有宿舍了，条件稍好些。”裴琇说。

　　为改善办学条件，1952年河北医学院迁往保定，并在北关建立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诊病床250张。“搬到保定北关后，学校就比较稳定了。当时好多老师还是聘请天津医学院、天津总医院的，老师上课要从天津坐火车到保定，上完课再回去。那时候上课都没有教科书，老师只有讲义和板书。我们只有努力学认真记，下课后再到图书馆借书补充知识。”裴琇回忆。

　　1956年，省政府决定河北医学院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市，并于当年开始在石家庄今中山路、体育大街一带兴建校舍和附属医院，1958年8月16日正式在新校址办公。

　　其后，河北医学院又几经扩建和合并，直到1995年5月，河北医学院、河北中医学院、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河北医科大学（2013年4月河北中医学院恢复独立建制）。

　　2016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共建河北医科大学的意见正式签署，历经百年风雨的河北医科大学正式进入省部委共建高校行列。

　　桃李满园服务河北基层医疗卫生事业

　　从北洋西医学堂到河北医科大学，从最初的8名学生到现在的桃李满园，一个多世纪来，医大培养出了不计其数的医学人才。

　　从抗日将军殷希彭，到中国解剖学的奠基人张岩；从细菌学大师杨俊阶，到病理学大师何瑞荣；从国内最早创办影像学大专班的李香华，到中国第二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司范堃；从中国碘盐标准的制定者于志恒，到完成全国首例断指再植的凌彤；从河北省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凌亦凌，到河北培养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春岩……河北医科大学，在医学科研和教学领域不断见证和创造历史。

　　如今，河北医科大学已经建有两个校区，14个学院，开设23个本专科专业。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2个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68个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在校生总数逾万人，并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近600人。

　　“在科研和教学领域，我们要不断‘攀高’，勇于向一流医科大学迈进。但与此同时，我们更须‘根深’，永远不忘服务基层。”河北医大党委书记翟海魂认为。

　　事实上，服务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是河北医科大学一直坚持的办学原则。

　　早在1932年，河北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于绍庆根据当时普通患者经济困难的国情，发表了《医疗应如何平民化》的演讲，为医疗平民化大声疾呼。

　　1958年，河北医学院迁建到石家庄市后，学校实行了城乡交替、分科轮回的实习制度。从此，这种服务基层医疗的做法成为河北医科大学的办学特色。

　　如今，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近30年来，学校通过‘走下去’帮教、‘全天候’指导、‘物质上’援助、‘互动式’交流等多种方式，对口帮扶县医院、乡镇卫生院93所。如今，这些县域内乡村医院依托河北医大的点对点帮扶，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医疗水平日渐提高，已经成为当地百姓信得过的医院。”河北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晓玲介绍。

　　“乡村医疗的一线主力是扎根基层的乡医。年年送去一支流动的医疗队，不如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李晓玲表示，为提高基层医生的专业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近年来，河北医科大学还致力于乡村医生的教育培训，至今已经为基层医院、卫生室共培养专科以上医学人才近十万人。

　　2016年，学校又在数十年对口帮扶基层医疗单位、培训乡村医生的基础上，成立了乡村医师学院，并举办了三期免费脱产的乡村医生培训班，教材、食宿等费用均由学校承担。

　　“我参加了三期培训班的开班仪式和结业仪式，并给他们颁发了结业证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69岁的老乡村医生，他是参加培训的村医里年纪最大的一位，我至今忘不了他获得结业证书时的喜悦和激动。”翟海魂动情地说。

　　医学院校成立专门的乡村医师学院培训乡村医生，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教育、医疗资源优势，进一步做好支农、惠农服务活动，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提高群众健康水平作出更大贡献。”翟海魂表示。

　　这座曾以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而自豪的百年高校，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记者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