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课堂上,59岁的数学教授苏德矿轻声唱起了校歌,台下的青年学生们应声而和。夏日微风吹进教室，墙上树影斑驳。远处，一些师生正在布置校庆120年的活动展台。

　　古雅的歌词，来自抗战时期，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校长邀请一代儒宗马一浮撰写。此时正是1938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国大地。

　　杭州失守后，浙大师生踏上“西迁”之路。其间，马一浮与竺可桢达成讲学之议，跟随浙大一路西行，沿途开办国学讲座。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以此告诫青年学子：“树起脊梁，猛着精彩，依此立旨。”

　　两年多时间，浙大师生穿越六省2600公里路途。抵达贵州，物理系的玻璃仪器、米尺，无恙，运送的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无恙，而竺可桢失去了结发18载的妻子张侠魂与幼子。

　　张侠魂与竺可桢感情甚笃。一位出身望族的新女性，正直而有侠义之气，西迁途中因得痢疾，幼子与她先后不治。

　　在浙大师生中，张侠魂享有很高的声望，为支援抗战，她甚至捐出了结婚戒指。竺可桢曾送给张侠魂一支自来水钢笔，张侠魂很是喜欢。

　　入殓时，竺可桢亲手将这支钢笔放入棺内。全场呜咽……

　　3个月后，西迁至广西宜山，竺可桢又送走了一位浙大校友——蒋百里。中午还在长谈，晚上心脏病突发而逝。

　　战时从简，这位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创者被就地殓葬。1947年迁葬杭州，竺扶棺大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百里病逝后半月，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出浙大校训“求是”。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943年秋考取浙江大学的李政道曾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得益匪浅。”

　　在宜山，日军发动专门针对浙江大学的大轰炸。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在日记中记载：有时一天就遇到空袭三次，找空旷地躲避，连饭都吃不上，“但大部分学生并不离校，皆卧倒在沟壑中”。

　　数学家苏步青，为避轰炸，在山洞里为学生举办数学讨论班。他说：“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西迁至贵州湄潭后，为了增加口粮，苏步青开了半亩荒地，每天光脚挑粪施肥，人称“菜农教授”。

　　同事王淦昌，一家七口，见此景也开始饲养奶羊，每天从家里把奶羊牵出，拴在双修寺外草地上，然后走进设在寺内的物理实验室，做完一天的实验，再牵着羊回家。

　　1941年,“羊倌教授”王淦昌在国际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由于战乱，没有条件用实验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在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据此开展了实验，实验名为“王淦昌——艾伦”。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和考恩“接棒”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谈家桢建起了生物实验室。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竹管做导管、瓦盆做蒸发皿，挖地窖代替冰箱，只有在做显微镜观察标本和染色体时，才舍得用一用煤油灯，提高分辨率。这样的条件下，他在国际权威杂志《遗传学》上发表论文——《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引起极大震动！

　　1944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两次访问浙江大学，深感佩服，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为国为民，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和使命。浙江大学的历史上，走出过无数胸怀救国理想的志士仁人。在沉沉长夜中，试图为国家民族探索救亡图存之路：

　　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第一个将《资本论》传入中国的马一浮，还有陈独秀、马叙伦、章炳麟……

　　浙大校史馆内，竺可桢赠送给张侠魂的钢笔不远处，摆放着一台高速摄影机。这是1964年浙大研制的我国第一台250万幅/秒高速摄影机，1966年成功拍摄了我国第一套核爆炸过程照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核工业，一批批科学家和青年学子离开江南旖丽之地，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起我国第一座原子城。戈壁滩上，大漠斜阳，无数科学人才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这里，声名至今不为人知。王淦昌、程开甲、赵九章、钱三强、贺贤土、唐孝威等院士，是来自浙江大学的杰出代表……

　　地下核实验原来靠手控自动钻井机挖坑道，1970年，28岁的浙大教师路甬祥等人主动请缨，研究出全液压钻井机，后获国家大奖。路甬祥是1959级浙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当社会上踊跃地“搞运动”时，路甬祥没有随波逐流，“那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觉得知识和科学技术将来对国家肯定是有用的，这个信念我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和几个朋友躲进了实验室搞科研、写论文，实验室被封门后，设计、备料、冷加工、热处理，全部自己动手。

　　1978年，科学的春天重回大地，路甬祥到德国做访问学者。德国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而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取得巨大成就引发德国液压界关注。

　　两年研究生活临近结束时，导师热情挽留他，大公司高薪聘请他，在德方为他举办的挽留会上，路甬祥说：“在战后的艰难岁月里，你们之中每个人都参加了国家的复兴。虽然一天的劳累只得到几个土豆充饥，但你们并没有跑到国外去寻找舒适的生活。今天，我的祖国正处在振兴时期，也需要我回去……如果一个人成功后不能为自己的祖国出力，那个人生活得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2017年，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研究成功、C919大飞机试飞成功、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这些重大科研项目中，每位浙大人和其他院校的科学家一起秉承120年来无数先辈的心愿。

　　这心力，是浙大师生历经劫难，在抗战时期保护《四库全书》，所怀有的文明“守夜人”的一腔赤诚！5个月跋涉，从浙入闽，过赣进湘，库书终存于贵阳城北“地母洞”。春秋两次曝晒，历年无歇，如此6载，国宝万无一失。

　　这心力，是常书鸿放弃在巴黎成为大画家的辉煌前途，一生孤守敦煌，在千里大沙漠中为人类文明保存并研究敦煌学而献出的一片丹心。他曾昏倒在沙漠中，幸被石油勘探队一位工程师搭救。他说：“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1994年，常书鸿病逝，依照遗嘱，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

　　这心力，是邵飘萍立志“新闻救国”，一生疾恶如仇，与黑暗势力抗争到底的铮铮风骨。他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学习的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1926年4月26日，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

　　这心力，是浙大电机系1935级学生刘奎斗二度勇赴国难，暮年又为教育事业献出一切的奉献精神。1937年他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后回校复学，1942年毕业。抗战趋紧，又加入远征军。1944年缅北瓦鲁班之役，攻破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掳获关防(即印章)，刘盖印模向竺校长报喜，竺可桢将之张贴在学校布告栏里。1997年百年校庆，刘奎斗卖家产，两次共向母校捐赠260万美元，自己不留名，建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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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与新生谈话时，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给出的回答：

　　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百廿回眸，当永纪之。

　　记者方益波 余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