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至12日，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在郑州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国将修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将严格执行相关要求，严格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加强依法行政监管，加强评估、强化退出，建立退出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2020年的5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将从3560万增加到4000万。高等教育迈过普及化门槛，要有增长点支撑这一发展，而中外合作办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增长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认为，到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面对的矛盾会有所变化，如何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如何办好普及化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值得思考和探索。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李奇勇用“四个转变”来概括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新趋势：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从吸纳学习转变为逐步输出，从利益驱动转变为发展驱动，从盲目自发转变为自序自律。他透露，教育部将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做好顶层设计。《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自2003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一些条款暴露出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难以满足现阶段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需要，急需修订和完善，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另外，教育部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退出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调整乏力的现象，如《中外合作办学体例实施办法》对‘退出’的口子规定得很窄，退出机制难以建立。”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多年，至今要反复强调三点：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界限、办学公益性原则、布局调整。尤其是第三点，政府和学校都要加强顶层设计，防止一窝蜂，导致政绩工程、面子工程。